历史人物往往带有鲜明的标签，导致后人只能看到他们的单一面向，而李德（Otto Braun）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提及这位德国军事顾问时，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不是他的军事才能，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红军锐减的兵力，以及他在遵义会议后被剥夺指挥权的尴尬境地。然而，开国上将陈士榘在他晚年的回忆中，诚恳地提醒大家，不要继续称李德为“草包”。这位从秋收起义以来就伴随红军征战的老兵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翻阅《红军长征回忆录》中关于“草地分兵”的片段时，枯瘦的手指停留在书页上，向身边的人说出了令人惊讶的话：“别再骂李德是草包了，那年在草地上，他扑向李特枪口时，我看见的不是洋顾问，而是一个愿意用生命捍卫革命的汉子。”这一表态，不仅源于亲历者的视角，也反映出李德这一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深度。

要理解陈士榘为何如此替李德辩护，首先必须认真审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确实失误。陈士榘本人对此并未回避。李德身为德国人，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严格训练。1933年，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抵达瑞金时，红军的实际指挥权迅速转交给了他，一位没有在中国土地上作战的外籍顾问。然而，这一决定很快暴露出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理论，放弃了红军之前行之有效的游击战策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并要求进行“分兵把口”和“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这导致了广昌之战中，红军以三万人的力量与敌军数倍于己的兵力展开拼杀，结果惨重，最后中央苏区的县数从三十多个骤降至八个。在长征初期，李德同样的指挥思路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湘江战役中红军的人数从八万多锐减至三万余人。彼时，担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的陈士榘亲眼目睹了这场血战给红军带来的损失：一支连队刚冲过浮桥，桥便被炸毁，落入江中的战士们成为敌人火力的靶子。随着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李德和博古的指挥权被撤销，李德在红军中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既是曾经的“太上皇”，又成了被架空的外来者。这些历史错误在党史上有迹可循，无人能否认。

然而，让陈士榘改变对李德看法的，是1935年秋天草地上的那场激烈冲突。那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原本计划互补力量却因战略分歧而陷入僵持。中央决定北上，而张国焘则坚持南下。9月上旬，中央部队走出了草地，在巴西一带安营扎寨。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李特带领骑兵追了上来，他奉张国焘的命令，试图劝说跟随中央北上的队伍返回，场面瞬间变得紧张，尤其是有不少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得知老长官的呼唤后，脚步开始犹豫，双方都有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LEWIN乐玩

在这危急时刻，李德勇敢地冲了上去。他身高体壮，力气惊人，试图拦住李特。两人很快陷入拉扯，李特情绪激动，几乎要拔出腰间的枪。就在这生死时刻，李德从侧面扑住了李特，用身体挡住了他们之间的枪口，发出强烈的警告，坚决反对内讧，强调必须服从中央的决策。现场的目击者阎捷三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情景有生动的记述：正是李德的即时行动和言辞稳定了局面。毛泽东此后出面要求李特一方按指示南下，避免事态升级，李德才松开了手，手腕却被划伤，鲜血与泥水混在一起，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当晚，陈士榘看见李德独自在火堆旁静坐，递过去半块青稞饼，李德沉默而坚定地表达：若开枪，倒下的将是自己的战友。

陈士榘对李德的看法，远不止草地上的这一扑。遵义会议后，李德被调入红军大学任教，陈士榘随后也被选调至此，聆听了李德的战术课。在课堂上，今非昔比的李德已无当年傲气，身着朴素的灰布军装，站在黑板前用粉笔讲解军事理论。他在传授战术原则时，会结合红军自身的战斗经验进行分析，甚至将“诱敌深入”解释为一种智慧，而不是懦弱。他对德国军事理论的娴熟掌握，使他能在课堂上讨论诸多红军将领之前未曾了解的现代作战用语，对步炮协同等战术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陈士榘的儿子在回忆父亲时提到，尽管父亲一贯信奉毛泽东，但谈到李德时并无恶劣印象。陈士榘认为，虽然李德的失误不容小觑，却不能简单地将其称之为“草包”。在他看来，李德具备“知彼”的能力，却未能实现“知己”，能够分析国民党的作战思路，却对红军的具体实际和困境缺乏深入的理解。